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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個基本問題辨析

來源:光明網-學術頻道2019-12-1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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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鐘慧容

  摘 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構建的價值意旨及其現實路徑,是我們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從理念轉化為實踐所必須考量的三個基本問題。在本質內涵方面,現有的“完成修繕論”“可能建設論”和“否定—肯定轉化論”等觀點,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辯證發展應具有的過程性、可能與必然的統一性以及階段目標與最高目標的一致性存在偏差; 在價值意旨方面,需要回應 “中國中心主義”之嫌或“中國中心論”的指責,彌合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通向“自由人的聯合體”的階段性展開與持續性踐行之間的張力; 在現實路徑方面,學界雖然多維度、多層次地論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途徑,但忽略或弱化了對現實路徑何以產生的前提性探討。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內涵;價值意旨;現實路徑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 文獻編號:1671 - 8042 -(2019)09-0022-08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今世界理應思考的根本性的且面向全體人類的重大時代問題。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何以可能”這一核心命題引申出的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構建的價值意旨及其現實路徑的多維探討,不乏真知灼見,但也有曲解、偏見和誤判之處。對相關研究成果予以反思,對相關曲解予以辨析和澄清,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不可回避的歷史使命、理論訴求和現實任務。通過辨析和澄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構建的價值意蘊及其現實路徑,能夠深化我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的理解,從而推動其實現從理論形態到實踐形態的積極轉化。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如何理解?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應被理解為完成時態下的修繕過程,還是可能性上的建設過程,抑或是以一種否定的形式或表現存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內涵的理解,關涉能否進一步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實價值及其實現的根本路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諸問題展開的“元問題”,因此頗受學界重視。

  總體來看,對如何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學者從多個維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討,以三種觀點或傾向最具代表性。這三種觀點聚焦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生成的歷史語境和現實語境,相對準確地把握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呈現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存在形態的多樣性理解與多角度闡釋,為進一步研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意旨和實踐路徑提供了多元化理解的思維路向。但究竟如何從內涵本質上定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狀態,仍應予以辨析。

  第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完成時態下的修繕過程,即“完成修繕論”。這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開辟以來的歷史過程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但當今世界或人類面臨著愈發凸顯的總體性危機,使得盡管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存在,卻仍有諸多亟待完善和修繕之處。“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存在,但卻是基礎不牢、十分脆弱……因此,人類必須不斷建設這個命運共同體,使之不斷鞏固、強化。”[①]同時,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完成時態的現實,“那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應當從現實出發,腳踏實地,而不是破舊立新式的完全重建”[②],就應該采取相應地修補和完善措施,而不是揉碎打亂后從頭開始。這一觀點存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內涵的誤讀,不免有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現存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等量齊觀的嫌疑,因而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視為基礎薄弱、體系脆弱的“某種意義上已經存在”的實體,要求對現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細枝末節的補充和完善,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狀態與其本質內涵的構建設想之間仍有很大差距。

  第二種代表性觀點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基于可能性之上的持續建設過程,即“可能建設論”。工業革命以來的數百年全球化進程,以及這一進程為人類帶來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極大便利,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基礎。但這一可能性并不意味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業已形成,而是需要世界各國朝著這一目標共同努力并持之以恒地建設與堅守,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一項長期、復雜而又艱巨的歷史過程,絕非一日之功,更難憑一國之力,既不會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呼百應,一往無前。”[③]這一觀點在把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性方面具有一定啟發性,但對其過程性的理解建立于單向度的可能性之上,僅視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一種可能性的構建過程,而未能看到經濟全球化、政治一體化、社會網絡化以及生態整體化等持續演進的歷史總趨勢所蘊含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必然性,存有將歷史可能性與歷史必然性截然分隔之嫌。

  第三種代表性觀點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一種否定的形式或表征存在,具有從不合理的實然形態轉向合乎理義的應然形態的必然趨勢,即“否定—肯定轉化論”。有學者指出,“當代各種全球問題的產生標志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形成,但在這種實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作為把人類聯系起來的紐帶的人類共同利益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種實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僅僅意味著人類的災難和莫測的命運。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從實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邁向應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④]。全球化推動全球分工和全球交往極大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危及人類普遍安全的世界性問題;而面對世界性問題的滋生與蔓延,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避免地以一種否定性的形式展現于世人面前,對這種否定性形式的逆轉和矯正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

  這一觀點建立在前兩種觀點的基礎之上,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視為一種以否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并不斷向肯定式的應然狀態轉化的實然存在。更加具體地來說,這一觀點一方面看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性和必然性,即承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包含著由否定形式到肯定形式的定向轉化,較之前兩種觀點的理解更為深刻。但是這種觀點存在“前提性條件”[⑤]的人為預設,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時態采取了絕對化的處理,致使對“現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全盤否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是“單一方向”地從否定性形式向肯定性形式轉化,并最終止步于肯定性形式而不再變化呢?答案是否定的。現實存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絕不僅僅是以否定性形式呈現,而必然同時以肯定性的形式在否定性形式的背后開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不是由“否定”向“肯定”的單向性轉化,而是以“一體兩面”的形態并存,在“摒棄否定形式與發展肯定形式”的辯證揚棄過程中實現。因為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之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本身便包含著批判性與建構性有機統一的特質,即對否定因素的批判與瓦解、對肯定因素的發揚與建構,因而其構建過程必然是一個“一體兩面”的辯證揚棄過程。

  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有現實基礎,有其生成的歷史可能,也有其降臨的必然趨勢;既有積極性的一面,也有消極性的一面;既是過程,也是目的。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理應理解為:是建基于全球化的時代特征及其物質文化基礎(已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文明格局、社會網絡、生態系統)之上,在歷史發展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趨勢的合力推進下,以“否定—肯定—否定”的形式呈現出來的辯證發展過程,它是實現馬克思“真正共同體”的必經階段,是達至“自由人聯合體”的階段性展開和具體踐行。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真價值所指為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真價值所指為何?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討論,本質上無非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具有“中國中心主義”傾向的探討,而探討的核心在于中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問題,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目的,究竟是普及“中國模式”還是踐行和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國內外學界基本能夠從較為客觀公正的立場出發對這一問題展開探討,但仍不乏對其誤解或歪曲的現象,故而需要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意旨進行澄清或糾正。

  第一,中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是主導世界發展走向還是攜手各國擘畫未來圖景?有學者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指向在于“實現全球治理的有序化,為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貢獻中國力量、彰顯中國智慧、實現中國價值”[⑥],在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必然帶來以中國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新文明構建”[⑦],中國是新型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另一種觀點認為,由中國提出、倡議并正在積極踐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實質上包含著推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由國內走向國際的使命,因而要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向世界傳遞“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最終成為世界民眾心向往之的精神坐標”[⑧],馬克思主義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世界人民的共同價值理想。這類觀點,一方面看到了中國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但同時又將中國置于“主導者”位置,把“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拔升到世界人民“精神坐標”的高度,難免會被指責為以普及“中國模式”為旨歸的“中國中心主義”。

  一方面,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以及生存困境決定了它并不能成為國際秩序的“主導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交匯點在于實現各國、乃至世界生產力水平的普遍提升。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實現了生產力水平的飛躍性提升和經濟體量的跨越式發展。歷史證明,中國在較短時間內高速并穩定發展生產力這一實績上,比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具有發言權,因而似乎有資格成為世界發展的“主導者”。但現實告誡我們,當今世界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劇,不發達國家仍然需要花大力氣解決人民對物質文化的迫切需要與生產力水平低下之間的矛盾,即使中國在經過改革開放40余年的發展后,也還需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⑨]的新矛盾。從總體上說,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面臨著共同的發展困境,因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中國在既有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對“發展全球性社會生產力,即對全球范圍內的物質利益關系進行革命性變革”[⑩]的有力嘗試,而且是中國化解社會主要矛盾,實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現實訴求。

  另一方面,中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中扮演的是價值理念層面的“領風者”和方法技術層面的“開拓者”,而世界各國扮演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集體智慧和共同價值的“貢獻者”與理念方法的“檢審者”。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可以為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價值理念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借鑒。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框架下,國家、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的差異不應被人為的放大,這些要素本身也并無優劣之分,不構成判斷文明程度、優劣高下的標準。中國與世界各國并不存在“主與從”“上與下”的關系,而是在平等前提下各展所長、各司其職、各美其美,共同攜手擘畫人類未來發展的藍圖。

  第二,中國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是以“霸權取代霸權”還是以溝通合作實現共贏?囿于“中心—邊緣”結構的思維定式,有國外輿論學者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保持高度的防范警惕意識,他們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視為中國擠壓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全球空間的理念與方案,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新儒家主義為文化底蘊、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旨在推動中國在世界經濟、政治舞臺上占據強勢地位和回歸中心地位,指出“中華民族的復興是一種‘道德敘事’,旨在糾正過往屈辱歷史中整個民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中國重回世界中心”[11]。更有學者直接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的表示質疑,認為它不僅是一種空想,甚至是中國版“中心—邊緣”思維的現實推演,“其蘊含的核心價值理念如互利共贏、義利兼得、以義為先等,在短期內根本無法實現,是典型的‘烏托邦’理念;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傳統文化根基即‘天下觀’,帶有狹隘的民族主義色彩,背后蘊含著‘中國中心論’,并帶有稱霸全球的野心”[12]。可見,在部分國外學者眼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法跳脫根植于西方人心中的“國強必霸”邏輯,帶有濃厚的大國復興色彩,旨在向守成大國的霸權發起挑戰。

  這些學者的斷言是為維護資本主義的全球霸權體系與既得利益所作的“辯護性批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西方發達國家錯誤解讀為中國擴展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戰略工具,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期望持續維護其勢力范圍造成了的極大沖擊。當今國際關系的生成、演進及其發展史,“是一部西人主宰的、靠科技進步為主要驅動力和潤滑劑的、以溝通各國各民族間的聯系并使之臣服于資本主義的國際規范為基本內容的、伴隨著西方大國由于發展不平衡而衍生的、此起彼伏的、摩擦爭斗的歷史”[13],以此為基礎所建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深刻表征和內蘊著資本邏輯,在其宰制下的國際社會通行的是“叢林法則”和“弱肉強食”的國際交往模式。人類命運共同體被視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印太戰略”具有相似性的全球霸權體系的建構型理論,因而遭受部分西方國家的抵制和排斥。

  在馬克思看來,人的類本質的真正實現,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自由聯合基礎上,人與人的關系應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種狀態,“我們已經看到,在被積極揚棄的私有財產的前提下,人如何生產人——他自己和別人;直接體現他的個性的對象如何是他自己為別人的存在,同時是這個別人的存在,而且也是這個別人為他的存在”。[14]中國在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扮演的是溝通角色,而不是“修昔底德陷阱”邏輯言說下以“霸權取代霸權”的“奪權者”角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構建,不是試圖以共產主義的價值理念替代資本主義的價值理念,也不是以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更不是構建互相對抗的國際關系模式,而是以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超越西方的普世價值,通過社會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的溝通、聯結,超越“零和博弈”思維,以彼之長助己之短,在不同意識形態間建構互利共贏的基本導向和價值共識,并對現有國際秩序失衡、失義、失責的狀態進行規范與重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以某國或某種意識形態為主導,不謀求對抗而爭取共贏,堅持基于普遍平等的普惠原則,能夠維系求同存異、和諧共生的國際關系和創設全人類共有的“生存空間”。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根本的價值旨趣,不在于因這一過程的推進使中國成為全球的“領導者”或“主導者”,也不是所謂“中國中心論”的強勢方案或“中國模式”的世界普及,而是旨在“從文化上構建以多元文明為核心價值取向的人類共同體國際關系理念,取代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價值取向的舊有理念”[15],實現世界人民的共同發展、安全發展、全面發展、自由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其根本愿景指向經典作家所描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路徑何以生成?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路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由理念轉化為實踐、從思維層面過渡到現實層面的關鍵環節。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與解答又必然牽涉到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現實路徑的生成及其合理性、正當性的論證,故而在汲取人類命運共同體現實路徑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路徑何以生成”作為前提性問題予以澄清,顯得尤為必要。學界在廓清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本真內涵和價值旨趣的基礎上,力圖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路徑予以多維度、多層次的探討,并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其核心觀點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如有學者從構建新型國際制度的角度出發,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只有轉化為現實的制度性成果,才能實現其作用與價值,主張“秉持新型國際關系的理念,提升國際制度的領導權,推進國際法律制度的理念創新,制定全球治理新領域的國際規則,構建‘一帶一路’的國際規則”[16],進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制度實體。有學者強調以凸顯各國共同利益契合點、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體制機制和凝聚全人類價值共識的路徑,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由“自在”走向“自為”。[17]還有學者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前提、現實基礎和共同目標出發,認為要通過大力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真價值以凝聚全球共識,通過建立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以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通過處理好長遠目標與階段性目標、整體目標與局部目標之間的關系以促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各目標實現。[18]這一類觀點,力主通過構建現實物質基礎和凝聚共同價值意識,構筑制度體制實體和價值利益契合點,使之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廈”的牢不可破的“地基”,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現實基礎。這一思路是最為基本的建構路徑。

  第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保障體系。有學者認為,應該努力打造中美兩國的和諧友好關系,以新型大國關系保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美兩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大國,中美關系的好壞對于中國外交戰略布局和戰略目標的實現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因而要以打造中美兩國之間的和諧友好關系,推進“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進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19],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有學者認為,在世界歷史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雙重視域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關系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帶有全局性、對抗性、復雜性、敏感性”,因此“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處理好兩制國家關系,避免陷入‘冷戰陷阱’”[20],處理好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關系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保障。還有學者倡導以責任共同體保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人類責無旁貸的使命,因此,需要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需要按照各自能力分別承擔相應治理責任,形成一種“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共同體。[21]這一類觀點,認識到大國關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關系以及世界各國間的共生關系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影響,主張通過變革三者關系,使之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防火網”,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供外部保障體系。這一思路是一種可能的建構路徑。

  第三,挖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力來源。如有學者從國家、區域和世界三個層面為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目標尋找動力來源:各國應加快現代化發展的步伐,提升生產力水平,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根本驅動力;“要擴大區域間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深化區域合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外部推動力;在世界范圍內“要夯實社會文化心理基礎,建構世界范圍內的精神紐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內生凝聚力。[22]有學者認為,大國因其具有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優勢,理應承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并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發揮自身的牽引作用和引領作用。[23]還有學者認為,應深入挖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中的人民主體性意蘊,通過提升世界人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動認識,以主體間際互動增強人民主體性,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發揮人民主體性在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的內部驅動力作用。[24]這一類觀點,意識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存在的多種力量,主張深入挖掘多種動力來源,使之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引擎”,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持久推動力。這一思路是一種更為根本的建設路徑。

  學界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現實路徑的以上種種探討,在邏輯上尚且能夠自洽、實踐上能夠自證、理論上能夠自足,客觀上以其視角、維度的多元化及其論證路徑的多樣性,對推進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具有積極意義。但無論是通過建設“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或“構建國際規則”等物質基礎、制度基礎來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還是以打造新型大國關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關系以及世界各國間的共生關系以形成責任共同體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保障體系,抑或是挖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力來源,都指向或有賴于回答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構建人類共同體的現實路徑何以生成。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本質內涵、價值意旨決定其現實路徑,現實路徑必然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內涵和價值意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時態,是一種不斷對現實進行“否定—肯定—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其價值意旨指向對現存資本主義全球治理體系的超越,對“資本邏輯”宰制下的被馬克思恩格斯稱之為“虛幻共同體”的超越,或對以認識物的方式來認識人的“物種思維”的超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的人與人、人與共同體、共同體與共同體間的割裂與對峙狀態,必然要求開辟一條從“虛假共同體”通向“真正共同體”的發展之路,以超越“資本邏輯”、構建“人本邏輯”,抑克“物種思維”、激揚人的“類思維”,超越資本主義的“虛幻共同體”,展望“真正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路徑便是在對三者的超越中生成。

  首先,超越“資本邏輯”、構建“人本邏輯”,在人與人的關系層面,實現個人之間的共生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最根本動力。由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社會化大生產,造就了超越以往世代總和的社會生產力,帶來了社會總體物質財富的迅速累積,但其背后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本質,歸根結底表明了自身發展的“經濟驅動力”以及無視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要的丑陋面目。

  人與人的聯合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基本單元和“最小共同體”,也成為其最根本動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有在平衡且充分地實現生產力的發展,不斷提升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突破個人利益間的割裂狀態,以個人的平等自由發展并逐步實現人的本質復歸的進程中才具備可能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超越“資本邏輯”、踐行“人本邏輯”,發揮人民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根本動力作用:一方面大力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的基本物質文化需要,并不斷解決發展生產力過程中持續出現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自覺調配物質文化成果趨向于均衡配給與合理流通,保障社會利益的公平分配,實現人的平等自由發展,以更加均衡更加充分的發展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強人民主體力量。另一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包含著提升人民主體力量與發揮人民主體性的有機統一。在滿足人民需要的過程中,以發展生產力優化物質生活條件,以物質水平的提升促進文化意識自覺,逐步消除個人利益間的割裂狀態,實現人與人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為發展條件的狀態,為人民向自身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本質狀態復歸提供可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更為深厚的動力基礎。

  其次,抑克“物種思維”、激揚人的“類思維”,在人與共同體、共同體與共同體的關系層面,實現融合共生,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筑牢保障體系。“物種思維”是以認識“物”的方式即對象化的方式去理解人的存在的思維,它與封閉的、孤立的、無矛盾性特征的物的存在相適應。“物種思維”會導致對人的理解的物化和抽象化。要克服對人的抽象化理解,就必須超越“物種思維”,運用馬克思的“類”哲學,確立與人的生命存在特性相適應并尋求統一性、體現人的“自由自覺”本性的“類思維”方式。人的存在方式是“類”而不是“物”,物的“種”特性是由物的自然屬性所決定的,而人的“類”特性主要是由社會屬性決定的,“類思維”方式是以人及人的社會屬性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的思維方式,這是馬克思“類”哲學的深層蘊含。“類思維”的致思取向和價值追求是以人類整體利益為尺度,使人類整體利益最大化。

  而資本主義追逐利潤的本性,驅使其在國內市場“飽和狀態”下以殖民掠奪的手段開辟和占有世界市場。列寧指出:“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后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25]因此,個人與共同體的分裂,以及共同體之間的對抗便不可避免。由于當下“物種思維”的普遍存在,視人與共同體為封閉和孤立的存在,抑制了視人與人、人與共同體、共同體與共同體為具有差異性的有機統一體的人的“類思維”,導致了人與人的分裂及共同體的瓦解。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該遵循“類哲學”和“類思維”的邏輯,“必須超越‘物種思維’,喚醒提升人的‘類思維’,并以此為引導,促進人與人之間、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的自覺聯合,推動自覺的‘類主體’的生成”[26]。

  在人的“類思維”邏輯下,人與共同體、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不是占有與被占用、剝削與被剝削、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而是互為前提,人不是作為原子式的個體獨立存在,而是以共同體的一員而存在,不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共生發展的,而且人與人之間自由聯合的“最小共同體”也成為人與共同體、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彼此聯結、融合共生的關節點。正如當下中國統一戰線的存在之于鞏固人民之間、各民族之間以及人民、民族與國家之間的交互關系,“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建設之于構建“中巴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大歐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熔鑄關系。以人的“類思維”超越“物種思維”,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共同體之間、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融合共生的關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筑堅實的保障體系。

  再次,擊碎“虛假共同體”,展望“真正共同體”,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現實基礎。“在以往‘虛假的聯合’的共同體中,個人只有作為特定的階級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個人與共同體相互對立,共同體不是個體生存發展的推動力,而是‘新的桎梏’。”[27]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語境中,資本主義式的“虛假共同體”是作為“真正共同體”的歷史否定階段而存在的,其以“資本邏輯”和“物種邏輯”為支撐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全球治理體系,致使生存于這一體系之下的個體過著“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28]。這一“虛假共同體”根本上是以“人的資本化”或“資本的人格化”取代現實的人的本質——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以個人的私利取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利,使人的本質及個人之間呈現分化與異化;以“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29],以少數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集體利益”取代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使階級與階級呈現分裂與對立;“以全社會或者全人類的利益標榜自己階級的利益,把本階級的私人價值說成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30],以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取代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使得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明與價值呈現普遍的對抗與沖突。

  在超越“資本邏輯”、構建“人本邏輯”和抑克“物種思維”、激揚人的“類思維”后,存在于“虛假共同體”的人與自身、人與人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總體分異狀態,將轉變為更為自覺的聯合狀態,但仍需要進一步從“虛假共同體”過渡到“真正共同體”。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以瓦解“虛假共同體”的利益基礎,以構建人與人之間的“真正共同體”;解構“虛假共同體”的制度基礎,構建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真正共同體”;消解“虛假共同體”的價值基礎,來構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真正共同體”。徹底擊碎“虛假共同體”的存在基石,為夯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提供可能,從而開辟出一條由人類命運共同體展望“真正共同體”的現實路徑。

  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本質內涵、構建的價值意旨及其現實路徑,這三個基本問題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研究劃定了一條清晰的主線,對這三者的耕犁關涉一系列衍生問題的研究與解決,既是相關誤解的澄清,也是前人研究基本路向和傳統優勢的承繼;既為總結與反思,也為開辟思路和深化研究奠基;不僅滿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需要,也滿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由理念轉化為實踐的現實需要。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在東盟國家的傳播與認同研究”(16CKS013);廣西八桂學者“廣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重大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區域實踐重點研究基地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鐘慧容,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廣西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區域實踐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廣西 桂林,541004)

  [①] 劉建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與未來》,《學習時報》2018年6月11日。

  [②] 劉建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與未來》,《學習時報》2018年6月11日。

  [③] 董俊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困惑與破解》,《時事報告(黨委中心組學習)》2017年第2期。

  [④] 汪信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真意涵》,《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第6期。

  [⑤] 這一前提性條件與“完成修繕論”相似,即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已經存在的實然狀態,同一前提引申出的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卻并不一致,“完成修繕論”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肯定形式為主、以否定形式為輔呈現出來,“否定—肯定轉化論”則認為其是以完全的否定形式呈現。

  [⑥] 曾琰:《從實體性存在到規范性存在——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價值依據及實踐方案》,《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⑦] 曾琰:《從實體性存在到規范性存在——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價值依據及實踐方案》,《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⑧] 項久雨等:《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傳播策略》,《思想理論教育》2016年第3期。

  [⑨]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頁。

  [⑩] 劉同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創性貢獻》,《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

  [11] William A.Callahan. “China 2035: From the China Dream to the World Dream”, Global Affairs 2, No.3, 2016, pp.247-258.轉引自車軸:《人類命運共同體:近期國內外研究綜述及進一步探討》,《理論與改革》2018年第5期。

  [12] Nien-chung and Chang-Liao. “China’ 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Asian Security, Vol.12, No.2, 2016, pp.82-91. 轉引自賀方彬:《海外精英眼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知及啟示》,《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13]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增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頁。

  [15] 車軸:《人類命運共同體:近期國內外研究綜述及進一步探討》,《理論與改革》2018年第5期。

  [16] 趙慶寺:《試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制度化路徑》,《探索》2019年第2期。

  [17] 參見阮建平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挑戰與建設路徑》,《中州學刊》2018年第11期。

  [18] 參見劉同舫:《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落到實處》,《紅旗文稿》2018年第21期。

  [19] 劉建飛:《新時代中國外交戰略中的中美關系》,《社會科學文摘》2018年第12期。

  [20] 劉建飛:《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兩制國家關系》,《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2期。

  [21] 參見劉同舫:《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落到實處》,《紅旗文稿》2018年第21期。

  [22] 參見高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依據、思想內容及構建路徑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

  [23] 參見劉同舫:《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落到實處》,《紅旗文稿》2018年第21期。

  [24] 參見郎慧慧等:《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民主體性意蘊及路徑研究》,《重慶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25] 《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7頁。

  [26] 賀來:《馬克思哲學的“類”概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哲學研究》2016年第8期。

  [27] 符妹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承認邏輯”:意蘊、困境及路徑》,《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8年第6期。

  [2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頁。

  [30] 張華波等:《馬克思發展共同體思想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啟示》,《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11期。

  (文章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9期)

[ 責編:李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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